非陈独秀本意:《青年杂志》为何改名《新青年》?

发布日期:2021-05-09 22:4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1915年由陈独秀主编创刊的《新青年》是我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支嘹亮的号角,一面鲜艳的战旗。它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帷幕,倡导科学,宣传民主,张扬个性,对重新构建我国现代思想文化体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,也影响了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进程。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出版发行在前期是由上海群益书社负责,创刊号用《青年杂志》之名,后改为《新青年》。每六期为一卷,从第八卷开始,杂志就自立新青年社独立出版。初期《新青年》的出版发行为什么会选择群益书社这样一个小的出版商来合作?杂志为什么一度改名?后期为什么又走上了独立出版之路呢?这其中大有渊源。

  在旧上海的出版业中,规模大小相差悬殊。大的出版社,资本数百万元,自办印刷厂,自设编辑所和发行机构,职工人数多时达三、四千人,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。中型的出版社,有职工几十到百余人,以文明书局、中国科学图书公司等为代表。而只有职工一、二十人或十人以内的,只能称为小型店了。这些小店大多是合伙或是独资的,群益书社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型出版社。1899年,湖南长沙人陈子沛、陈子寿兄弟二人与堂兄陈子美结伴东渡日本留学。1901年,陈子美出资在日本东京创办群益书社,从事书刊销售。1907年,陈子沛、陈子寿兄弟又在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开设群益分社。当时的福州路是上海近代文化出版业的阵地,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书的香气,拥有书肆300余家。1912年,群益在上海扩大业务,迁至棋盘街(今河南中路)泗泾路口,为一朝西双开间门面。自此,群益总社遂迁于上海,并在东京和长沙设立分社。1935年群益停业,1945年复业,1951年再次歇业。群益书社首任经理为陈铭武,以各类辞书为主营业务,曾出版过《英汉词典》、《英汉双解词典》、《数学词典》等。

  《新青年》之所以能由群益书社出版发行,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——他就是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。正是因为他才使得《新青年》与群益书社发生了一段虽然短暂、却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合作。

  汪孟邹与陈独秀有着极为深厚的交情。在辛亥革命期间,安徽成立都督府,柏文蔚为都督,陈独秀为秘书长。当年曾帮助陈独秀筹办《安徽俗话报》的汪孟邹来到安庆找陈独秀,要求谋一份差使。陈独秀却认为,现在的情况不是长局,马上会变,反而建议汪到上海开一个书店。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建议,在福州路惠福里办起了亚东图书馆。时局果如陈独秀所料,1913年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,袁世凯的爪牙、安徽都督倪嗣冲将陈独秀列为第一“要犯”通缉追捕。陈独秀逃到上海,他帮助亚东图书馆起草了《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》,并编写《英文教科书》和《字义类例》在亚东出版。

  亚东图书馆的创业初期极为艰辛,开办的股本两千元都是汪孟邹找亲友筹集的。汪在上海办货的时候,还歇过小旅馆,后来通过章士钊,在苏报馆里认识了群益书社的主人陈子沛,才在群益书社里搭铺。亚东图书馆初期主要出版经营的是地图册,地图册由于当时印刷技术的限制必须得在日本完成。亚东后来又出版了《甲寅》杂志。在书籍杂志的印刷与业务接洽方面,汪孟邹获在日本设立分支机构的群益书社帮助良多。

  当陈独秀到达上海,说要办一种“只要十年、八年的工夫,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”的杂志的时候,汪孟邹理应全力相助。但由于当时亚东图书馆本身财力较弱,出版的地图册获利有限,兼而自身已出版了《甲寅》杂志,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。于是,汪孟邹便找了相交甚密、情意极深的陈子沛、子寿兄弟,商谈此事。两兄弟欣然同意了,并且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二百元,月出一本的《青年杂志》就这样诞生了。

  《青年杂志》后来为什么要改名为《新青年》呢?从当事人的记忆中来寻找原因是最为可信的。在1916年陈独秀给胡适的信中他写道:“《青年》以战事延刊多日,兹已拟仍续刊。依发行者之意,已改名《新青年》,本月内可以出版。”可见,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本意,而是出版商群益书社的建议。关于这件事,汪孟邹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载:“三月三日,星期五,晴。……晚饭后到仲甫宅,适子寿亦在此谈说一切。子寿拟将《青年》杂志改名为《新青年》,来商于仲,仲与予均赞同也……”陈氏兄弟建议改名的原因在于群益书社接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,说群益出版的《青年杂志》和他们的周报《上海青年》名字有些雷同,应该及早更名,以免犯冒名的错误。根据当时的北洋政府的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规定:著作权经注册后,遇有他人翻印仿制及其他各种假冒方法损害其权利时,得提起诉讼。第二十九条规定:假托他人姓名发行自己之著作者,以假冒论。第三十六条规定:翻印仿制及以其他方法假冒他人之著作者,处五百元以下,五十元以上之罚金,其知情代为出售者亦同。其实《青年杂志》和《上海青年》区别是非常明显的,前者是杂志月刊,后者是周报。但是出版方陈子沛和陈子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,就建议杂志改名为《新青年》。

  众所周知,《新青年》与群益书社的合作在出版到第七卷第六号就结束了,后来《新青年》设立了新青年社全权负责出版编辑发行工作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本来是非常融洽的合作破裂了呢?由于《新青年》的后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,1920年9月1日出版第八卷一号起,被陈独秀改为中国廿上海发起组卅的机关刊物,就有学者研究认为,在《新青年》发行的后期,因该刊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之一胡适反对《新青年》谈政治,而李大钊、陈独秀等坚决不同意此主张,乃自第八卷起,使该杂志脱离群益书社,独立出版。似乎《新青年》中止与群益书社的合作主要原因在于谈不谈政治之争所引发,是陈、李等人为了更好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所致。

  但揆诸史实,合作的破裂还另有原因所在。其直接的导火索是:《新青年》第七卷第六号“劳动节纪念号”(1920年5月1日出版)比平常的页数要多。群益书社认为这一期有锌版,又有表格,排工贵得多,用纸张耗费是平常期数的一倍,如果不加价的话,亏本太多了。陈独秀脾气率真耿直,认为虽然页数多些,实在不该加价,由此爆发了争端。虽经汪孟邹两边跑,两边劝,却终于无法调停而宣告决裂了。汪孟邹曾对此事说过这样的话:“仲甫(陈独秀)的脾气真大,一句不对,他竟大拍桌子,把我骂了一顿。我无论怎么说,不行了,非独立不可了。我看也好。我想来想去,实在无法再拉拢了。”在新青年社独立之时,群益书社曾经与其打过官司。郭沫若先生在《创造十年发端》里也对此事有记载:“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,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,这是人众皆知的事。”

  《新青年》在 群益出版了第一卷到第七卷共42期。自立新青年社以后,陈独秀写信给胡适,求筹建社款百余元,可见曾一度遭遇经济困境,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《新青年》的独立,与胡适和陈独秀关于谈不谈政治的争论无关。

  《新青年》自立门户后,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,自然落到了与陈独秀有深厚交谊的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身上。当出版到第八卷第六号时,新青年社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和封闭。于是,在1921年1月新青年社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,出版了《新青年》的第九卷一到五号。1922年7月,在出版了九卷第六号后,由于经济、政治、人力上的原因,《新青年》不得不休刊。1923 年6月在中国的“三大”后,《新青年》成为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,并由月刊改为季刊,一共出了四期,以平民书社名义出版。1924年12月又一次被迫休刊。1925年4月,《新青年》季刊又改为月刊,实际上未能如期出版,成了不定期刊。改刊后只出了五期,到1926个7月就停止发行了。

  虽然《新青年》和群益书社的合作不能称得上完整圆满,甚至一度为了商业利益之争打上了官司,但是群益书社对于前期《新青年》的顺利创刊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,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从这一点上来说,群益书社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。同时,正是《新青年》在中国文学史、思想史、革命史上的卓著的地位,也让群益书社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